天朝“客卿”：天堂2私服赫德和他所执掌的大清海关
时间：2019-11-06
“我看到我所提议全都有了开端，我要努力提出自己的意见；始终留心，一遇有机会便加利用，时间和耐心将使我克服困难，坚持下去。与此同时，我必须努力，为着更加重要的工作做好准备，这些工作可能为我打开任何成功的大门”。
——《赫德日记》 1865年5月30日
天朝的“客卿”
在清代晚期的中国历史里，英国人鹭宾·赫德（Robert Hart，1835-1911年）扮演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——就连其姓名写法也有文章。民国时期编修的《清史稿·赫德传》说，“赫德，字鹭宾”。这是不是百年来在历史学界评价不高的《清史稿》犯下的又一个想当然的错误，按照中国文人习惯改写了这位洋人的姓名，使其以“赫”为姓，以“德”为名，以“鹭宾”为字了呢？恐怕也不一定。毕竟“名从主人”，对于自己的名字，赫德本人当然最有发言权。他在为儿子埃德加·布鲁斯·赫德起汉名时，就是以“赫”为姓，以“承先”为名；而他的弟弟詹姆斯·亨利·赫德的中文姓名，也是叫做“赫政”。可见，《清史稿》的记载的确有其根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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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94年英国《名利场》杂志上的赫德画像说起来，这位在中国史书中留下名字的“客卿”倒是出身在一个北爱尔兰平民家庭。1854年，这个普普通通的19岁英国小伙做出了一个人生抉择，前往英国驻华外交机构讨生活。这的确是千里迢迢的行程，几乎跟儒勒·凡尔纳在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里的描述相差无几。就像赫德日后在日记里所写的那样，“在中国，自从我踏入了政治生活之后，我的目标总是要做官，只要吸引我，不管是哪个部门。”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，英法联军占领广州，却发现“我们只有两三个懂得此地语言的人，如何去统治几百万人”，谙熟汉语的赫德得以前往广州出任英国领事馆翻译。
也是在这一年的11月，中英双方在上海签订《通商章程善后条约：海关税则》，其中第十款规定：海关“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”。赫德又一次“抓住了幸运女神的衣裙”，跳槽进入了中国海关。1863年11月，他登上了（第二任）海关总税务司的宝座。“我的生活一直很顺利，还不到29岁，已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了”。鹭宾·赫德在日记里颇为自得地记录下了这个历史时刻。
织梦好，好织梦
从这时起，赫德独掌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权柄几达半个世纪。他公开宣布：“本总税务司之所期待者：为中国政府恪尽职守，为关员谋求稳定满意之职位与优厚之薪给”。
这里的第一句话中的“为中国政府”是不是言不由衷无从可知，但赫德的确毫不含糊地宣称，总税务司“是唯一有权雇用或解雇、升级或降级或迁调口岸的人”。曾任北方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在1867年时就有感而发：“及赫德当总税务司……各口税务司之权日重，洋商但知有税务司，而不知有监督矣。”有人这样评论:“拿赫德来说，他是中国近代海关的营造者，正是在他的精心筹划下，中国海关俨然是一个自成体系的‘独立王国’，而赫德本人则成了王国中的独裁者”。
只是在这个基础之上，赫德才做到了“恪尽职守”。美国学者费正清是这样评价赫德取得的业绩的：“赫德对清政府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组织的高效率的海关服务工作”。最为引人注目的是：在赫德半个世纪的任期内，中国海关的贪污、滥用公款或其他不正当违法行为的案件没有超过5起，这在晚清官场贪腐成风的大背景下，堪称奇迹。
对此，除了法令严明之外，赫德自己还有一个解释，也就是他在日记里说的“从海关做起，试图对全体官员发给固定的薪俸，从而制止敲诈，保证有一个廉洁的政府”。这里也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原先清廷海关的俸禄实在太低，上海的江海关最高官员“监督岁支养廉银六百两”，只及江苏省知县养廉银的一半。而赫德统治下的海关的确做到了给予海关职员们“稳定满意之职位与优厚之薪给”。至于赫德自己，当然更不会亏待，他的年薪高达8000英镑，竟与清朝的亲王（年俸一万两白银）相当。话又说回来，赫德本人的胞弟、内弟、表弟、儿子、外甥等多人均在中国海关坐拥高薪工作，个中原因，恐怕也未必见得了光了。
织梦好，好织梦
业余的外交家
另一方面，就像赫德自己说的那样：“我过去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使海关站得住脚，并且不放松任何机会来扩展它的根基，从而保证它的稳定。”他的野心绝不囿于海关事务。1865年6月，赫德将总税务司署自上海迁至北京，以后他就长驻北京，以便“不但在税务和商务问题方面，而且在外交问题和内政事务方面”，特别是“在新颖而困难的国际问题上”向总理衙门提供“情报和建议”。这样，赫德利用奕诉等总理衙门大臣的信任，开始插手清政府的外交活动，他也把自己进行的外交活动称为“业余外交”——在中法战争中，赫德施展了浑身解数，成功地插手并影响了这场战争，使之成为他在华生涯中的一件大事。
1883年12月，法国为吞并越南和侵入中国西南地区，挑起了中法战争。随着战事的延宕，赫德越来越感到影响了各国，特别是英国的对华贸易，在他看来，“五年战争，可以完全扼杀二十五年的贸易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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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他希望尽快促使中法议和。赫德在总理衙门积极活动，从清政府那里正式揽到了议和权，并使清政府授权金登干为专使代表中国与法方代表签订草约。正当和谈秘密进行期间，中国军队于1885年3月下旬在镇南关-谅山战役中获得大胜，根本扭转了中法战局的形势。赫德“唯恐谅山的胜利，会使宫廷听从那些不负责的主战言论”，于4月3日急电金登干：“一个星期的耽延，也许会使我们三个月以来不断努力和耐心所取得的成就完全搁浅，你可以斟酌以上所说的相机行事”，也就是让金登干尽快与法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。而这正是法国求之不得的——第二天中法和平草约就签字了。值得玩味的是，赫德在草约第二款关于中越关系问题上，坚决要求写入顾全清廷“威望体面”的字样，为此坚持到了最后。在这样“据理力争”的背后，这位清政府名义上的代表，其实倒像是一个第三方的掮客，将清政府重虚名而法国人图实利的心态拿捏得很准。法国人对此也是心领神会，“我很高兴，由于英国人的尽力，我们终于成功了”。
在赫德的“业余外交”主导下，中法战争终于以“中国不败而败”宣告结束。清廷舆论为此大哗，矛头直指在正式和约上签字的李鸿章。宦海沉浮多年的李中堂自然不肯背锅，声称“查进和议者二赤，我不过随同画诺而已”。“二赤”者，“赫（德）”也。这个回答当然有推卸责任的成分，但连李鸿章都情缘降尊纡贵为“随同画诺”的傀儡，也可见赫德在清廷中的地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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